多面相的泰山石敢当
——兼论泰山石敢当在当前文化建设中的作用
张 琰
泰山石敢当信仰的最终形成经历了诸多阶段，它不但是灵石崇拜与山岳崇拜的结合物，而且在之后的发展过程中受到正统宗教的影响，甚至出现了与正统宗教神灵同庙共享香火的现象，本文不揣浅陋，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，爬梳泰山石敢当信仰层次的多面相性。
“石敢当”三字最早出现在汉代史游的《急就篇》中，其言：“师猛虎，石敢当，所不侵，龙未央。”在此，“石敢当”仅是一人名而已。唐颜师古注《急就篇》曰：“卫有石碏、石买、石恶，郑有石癸、石楚、石制，皆为石氏，周有石速，齐有石之纷如，其后亦以命族。敢当，言所当无敌也。”此时，“石敢当”已经有了“所当无敌”的意思。宋庆历五年福建省莆田县出土唐大历五年“石敢当”石铭，文曰：“石敢当，镇百鬼，压灾殃。官吏福，百姓康。风教盛，礼乐张。唐大历五年四月十日，县令郑押。”进一步确证，至迟唐大历五年，石敢当已经有“镇百鬼，压灾殃。官吏福，百姓康。”之功能，而具有此功能之石敢当是被镌刻到石头上并发挥作用的，如施青臣《继古丛编》载：“吴民庐舍，遇街衢直冲，必设石人，或植石片，镌‘石敢当’以镇之。”等等无不确证了石敢当信仰为灵石崇拜的产物。
既然唐代石敢当信仰就已经在福建传播，那么为何又出现了至今广为流传的泰山石敢当信仰呢，与福建距离遥远的泰山是如何与石敢当信仰联系在一起的？据叶涛先生研究，“泰山石敢当”五字至迟出现在金皇统六年，是时正是泰山信仰十分兴盛的时期，从而为“泰山石敢当”的出现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信仰基础。
因而，“泰山石敢当”信仰的出现，实为源自远古的灵石崇拜与山岳崇拜相互作用的产物。
现存泰山石敢当实物表明，在泰山石敢当信仰的发展过程中，曾受中华大地土生土长的宗教形态——道教的影响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第一，道教之镇宅思想对泰山石敢当镇宅思想的影响。早期天师道文献就有关于住宅吉凶的记载，如《正一法文经章官品?卷一?主利宅舍》云：“安气君官将一百二十人，治安丹宫，主隐治宅中鬼气逆乱，分别功赏令神还。令道明太玄君一人官将一百二十人，治密室，主民宅不可居，主利收诸殃煞妖怪。”“青龙君官将一百二十人治匮室，主万民虚耗，不宜六畜，主利宅舍。”等等，无不与镇宅有关。又如《太平经?葬宅诀第七十六》中云“葬者，本先人之丘陵居处，名为初置根种。宅，地也，魂神复当得还，养其子孙，善地则魂神还养也，恶地则魂神还为害也。”再如《抱朴子?登涉》云“山无大小，皆有神灵，山大则神大，山小则神小。入山而无术，必有患害。”因而“凡人入山，皆当先斋洁七日，不经污秽，带升山符出门，作周身三五法。”所以，“道士常带天水符、及上黄竹使符、老子左契及守真一三部将军者，鬼不敢近人也。”正式提出了符箓镇宅的思想，泰山石敢当之镇宅观念实源于此。如宋施青臣《继古丛编》载：“吴民庐舍，遇街衢直冲，必设石人，或植石片，镌‘石敢当’以镇之。”又如元陶宗仪《南村辍耕录》卷十七载：“石敢当：今人家正门适当巷陌桥道之冲，则立一小石将军，或植一小石碑，镌其上曰‘石敢当’，以厌禳之。”又如明姜准《岐海琐谈》言：“人家正门及居四畔，适当巷陌、桥梁冲射，立一石刻将军，半身埋之，或树石刻‘泰山石敢当’字，为之压禳。”泰山石敢当的镇宅功能由此可见一斑。而其镇宅职能，实源自道教思想。
第二，道教斋醮符箓思想对泰山石敢当的影响。斋醮和符箓是道教特有的祈禳之术。道教主张通过特有的斋醮和符箓可以使风水不好的建筑发生转变。如《正一醮宅仪》云“凡人居宅消耗，牛马死失，田蚕不熟，人口婴害，或每年有五瘟时气，及狗鼠虫蚁作怪。或犯五方十二时土财，利散亡举，向不称者，以四时王相日醮之吉。”要解除这种不利的情况，需要延请道士行斋醮，高功通过特定的斋醮科仪既可以改变不吉利的建筑。如在《正一醮宅仪》中高功“请五方值符，祛遣宅内五虚六耗，蜚虫邪魅，及以时瘟病疫，中外强殃，行客寄鬼，雄雌注杀，远去千里。”又请五方神龙，安镇五方，“令弟子所居所住，安镇百年，男女贤明，老少元吉，恶口赤舌，没入九阴，家口尊卑，常沾五福，保宜天禄，永祚遐龄，六畜滋繁，五谷丰熟，钱财运合，仓库充盈，仕宦高迁，蚕桑蕃息，子孙昌炽，门户兴荣。举家蒙拥护之恩，异代荷神明之德。”
道教符箓也有驱散房屋内的恶鬼的功效，如若宅舍不宁，鬼气作乱，安奉《无上三元镇宅灵箓》，则能“使生者家门吉贞，亡者升化天堂，游神自在，以利后世子孙之安存者，则此灵箓之正教，而致保兆得度五浊，至于三灾六害不使加身。”《太上秘法镇宅灵符》，其中更是备载各种厌凶煞恶鬼、招财广嗣之符凡七十二道。
正是鉴于道教斋醮和符箓的上述功效，镌刻泰山石敢的同时刻上道教的符咒，新泰翟南村现存石婆婆碑即是一例。石碑高1.8米，宽0.4米，厚0.25米，顶部尖锥，像一尊高大的武士形象，身材魁梧，威风凛凛，目视前方。碑身坐北朝南，碑的正面上方刻有“勅令泰山镇石”六个大字，大字两侧分别刻有“龙大吉”和“虎大利”六个小字及道教符咒。又如云南省昆明郊外高桥村的“泰山石敢当”红纸符等等，无疑都是泰山石敢当借道教符箓加强自己法力的有效例证。
泰山石敢当除了受传统道教的影响之外，还与汉传佛教多有关联，如现存最古老的石敢当碑即是奉佛弟子所立，碑内容如下：“石敢当。奉佛弟子林进晖。时维绍兴载，命工砌石路一条，求兹考妣生天界”。其与佛教之关联由此可见一斑。
通过以上关于泰山石敢当与泰山信仰、道教及佛教之关联的梳理，不难看出，泰山石敢当信仰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彰显了该信仰的一大特点：即海纳百川的包容性，这也正是泰山石敢当在历史的流变中留存下来的原因所在。
无论是党的十八大，还是刚刚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，都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，明确提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要求。但是，任何一种优秀文化传统，只有与时俱进，不断扬弃与创新，才能维持饱满的生命力。泰山石敢当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门，理应如此。要言之，泰山石敢当在当前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点：一，泰山石敢当之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门，因而民族精神的弘扬离不开泰山石敢当精神的发扬；二，辩证继承和发扬泰山石敢当文化，无疑为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提供了精神动力。
